TST案件中那些值得咀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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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TST案件听证会正式开始，我们曾预测过张庭等人可能不会出现在会场。其中内容通过极目等官媒新闻整合，也打开了一些颇为新鲜的思路，具体如下：TST庭秘密涉网络传销案听证会今日召开！听证会的一些知识点，你知道吗？

截止目前，TST案件似乎并未落定，我们通过现场、网络新闻、舆论媒体等信息的综合分析，尝试探讨下这起要定未定的涉传案件中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咀嚼与推敲的。

本次听证会是行政听证，还是刑事听证？

根据上游新闻显示，11月8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的聂炜昌律师。

律师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听证：“我们国家的听证制度包括行政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行政复议听证，就张庭所涉及的这个案子，我认为它是属于行政处罚听证，是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重要的程序，其主要目的在于给受到行政处罚的当事人，一个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从公开报道来看，行政机关是裕华区市场监管局，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该市监局在对张庭所涉及公司做出重大的行政处罚之前，要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张庭这方应该是提出听证要求，于是11月7日该市监局组织了调查人员和张庭所涉及公司的代理律师参加了听证会，对处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会结束后，该市监局将根据听证的情况做出相应决定。”

根据新闻采访观点可知，行政听证对应行政机关。

无资质机构出具的电子数据报告是否伪造证据？

根据红星资本局的信息我们了解到，该案有一份重要证据——电子数据报告。这是裕华区市场监管局从相关服务器调取，并委托相关机构对相关数据恢复，以此认定涉及多少层级、多少代理商的多少金额。

而“TST庭秘密”的代理律师们认为，电子数据报告的出具机构没有相关的司法鉴定资质，且该报告两名出具人的资质是伪造的，所以这一份电子数据报告不能被采信。

裕华区市场监管局主张，这一份电子数据报告的出具机构不是进行司法鉴定，而是辅助办案人员对案件关联的电子数据进行调查取证。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辅助办案人员对案件关联的电子数据进行调查取证。

除了出具机构外，有知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透露，该报告的两

“TST庭秘密”的代理律师们在听证会上表示，其在新华三集团官网和中国教育考试网（即教育部考试中心官网）上均未查询到两名出具人的相关证书，故认为报告出具人伪造资质，电子数据报告也不能采信。

11月7日，红星资本局致电新华三集团官网和中国教育考试网。新华三集团总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新华三集团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平台上可以查询相关证书，但对“华为3Com认证网络工程师证书”是否具有电子数据鉴定资质等问题均表示不知情。

当红星资本局问及报告出具人的证书是否是在2007年前取得、导致无法查询时（公司控股权几经变化），该工作人员称，“不会，因为证书一般都是有时效的，如果真的是这么久以前，可能证书也已经过期了。”

有华为工程师对红星资本局介绍称，“华为3Com认证网络工程师证书”是华为只面向外部用户的认证证书，不属于华为内部的认证体系，内部也搜不到该证书的相关信息。

于是否能作为电子数据恢复鉴定的资质凭证，需要由用人单位或相关机构决定。

对于相关资质问题，有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裕华区市场监管局办案人员主张，只要机构和出具人具备计算机服务（业务/能力）就可以，不是必须有资格证书，因为这只是辅助工作。

实造成定论的话，该类报告应该具有实际效力。

而出具报告的第三方公司实际并非司法鉴定，而是协助监管部门处理和调动数据。为什么监管部门要选择第三方来从事这个艰巨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彰显客观和公正性。因此，该数据报告在真实的基础上，是足以对TST案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可以多调用几个第三方机构共同协作处理数据报告，并由上级监管部门参与监督。

核心举报人与TST有刑事纠纷，影响案件结果？

澎湃媒体号，新闻属性媒体红星资本局显示具体消息。

在听证会上，裕华区市场监管局的办案人员共出示了举报人（代理商）笔录证据5份。在这5名举报人中，李女士是核心举报人。

而李女士的丈夫朱某曾是品牌“TST庭秘密”的代理商，他因一桩涉及“TST庭秘密”的刑事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主要是利用漏洞非法获利数百万元。

案号为（2021）沪0118刑初660号，但无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到，疑未上网。

判决书显示，经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11月，朱某在达尔威公司旗下购物软件平台“庭秘密”购买商品时发现，该软件与支付宝在结算时存在漏洞。

简单来说，在“庭秘密”平台取消订单后继续在支付宝支付，这一桩交易会被判定为成功，但原本应被消耗的“庭秘密”平台现金券则因订单取消返还至个人账户。

在发现该漏洞后，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1月，朱某利用其掌握的多个账号和现金券（价值约2万元）恶意下单1123次，实际支付91.74万元，但获得了价值565.47万元的商品，非法获利471.63万元。

判决书还显示，经法院查明，被害单位（达尔威公司）报案、朱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的时间均为2021年2月25日11时30分许。

最终，朱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处罚金50万元，并应退赔达尔威公司的剩余经济损失。

根据大多数媒体和业内专家分析，该举报人自我认知通过举报手段可以减轻刑罚，实际可能无法达到他们的预期。

举报人曾经属于TST代理商，并参与可能存在的传销违法行为，符合传销案例中的典型特点：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较大可能性也涉及到自身在从事TST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该举报不仅不会对他目前现有的刑事案件造成有利局势，反而可能会雪上加霜。

回头来看，案件是否会因举报人牵扯当事主体的刑事纠纷而发生一些超预期的变化呢？

并不至于。

只要举报的案件为事实，就会被处罚，这体现了法律的严格和公正。刑事内部人员的举报仅仅为该案件提供了一些情感上的包容，还不足以改变案件整体的结果和走向。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即使没有李和朱姓夫妻举报人提供材料，也会有其他代理商在发现自己被涉传，上当受骗后，做出同样的举动。企业的合规经营才是规避违法事实的终极手段。

TST案件的结果，以及对代理商行业的影响

目前按照案子的正常发展来看，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内部代理商的举报对于很多涉传公司来说，是常态化的结局—外人哪有充足的资料去举报一个偌大的商业主体。

被行政处罚，金额较巨大，想来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正如他们现在还能发货，还能计划着在双十一跳出一个漂亮的后空翻。

30名律师最大的作用，是在法律流程上给与公司最大的支持，这个支持的下限是确保当事人不会涉及刑事问题。如何去把握这个尺度，猜测是针对现有法律法规流程上的空间和包容展开一些列动作。包括质疑第三方机构的权威性，举报人的身份背景，无足够时间审阅案宗，都体现了律师团尝试从“术”上解决该案件的决心。

近年来，微商、社交电商、区块链产业都得到了较大的整治，其中的违法行为除了涉传外，还有夸大虚假宣传。能留下来的，还活着的“分销”公司和平台不多了。更多的创业者，经营者，需要合法合规和长远的平台，这是疫情之下，普罗大众的生存之道，先活下去，再想如何活得好点。

秉持敬畏心执业，是每个企业和机构发展的基础。

所谓敬畏，就是拥有健全的公共事务体系，媒体关系体系，并能与其它业内从业者平和交流，认清问题，谦虚发展，谨慎前行。

在TST之后，健康产业、新零售产业也需要更严谨，产品销售是基础，为他人提供价值是灵魂，正直责任是目标。

也非常期待，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能对直销管理条例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性进行一定的升级和调整，给与商业主体更大的经营包容和行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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